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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发展研究院召集人吴家玮谈深圳新大学定

教师
来源: 作者: 2019-02-06 00:44:33

深港发展研究院召集人吴家玮谈深圳新大学定位

昨天(4月20日)上午,刘应力副市长亲自为深港发展研究院揭牌。同日下午,香港特首曾荫权亲自主礼,宣布香港五大研发中心成立。深港发展研究院下设体制法制组、可持续发展组、企业经济组、电子信息科技组、生物医药组、文化组6个研究组,研究院高级顾问包括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和来自香港特区、深圳市政府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深圳市原副市长郭荣俊也受邀出任顾问。

深港发展研究院成立后即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并于下午举办“深港创新与发展论坛”,4位专家就研究院的使命与展望、循环经济、深港科技合作、高新技术重点产业等纷纷作了精彩演讲。今日,深港创新论坛将在深圳举办,形成继3月香港科技创新署署长访深之后的新一轮深港交流热潮。

第一时间专访深港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总召集人、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校长吴家玮。

“教育家”吴家玮

他是第一个担任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1988年任香港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在任12年间将香港科大办成世界知名的大学,创造了教育界的一个奇迹。他一直倡议深圳应该再建一所大学,不需追求大而全,但求成为具有若干世界一流专业的研究型大学。

新大学筹建工作

组建筹委会先找准定位

(以下简称“记”):深圳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一两所新的大学,您觉得深圳建设大学的迫切性在哪里?

吴家玮(以下简称“吴”):深圳的发展不能单靠一所大学,深圳目前有一千多万人口,一所大学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深圳在引进人才方面做得很成功,但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仅靠吸引人才,今天来的人,明天就可以走。积极地多建一两所大学,这是件嫌迟不嫌早的事。香港680万人口有8所大学;上海人口是香港的两倍,应该有16所大学,但实际上有三四十所;台湾人口是香港的三倍,有一百多所大学。

记:您觉得深圳应该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吴:深圳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人说要办科技大学,但科技大学也不是各个专业都办,香港科大有医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生物科技学院。那么办科技大学要不要办法学院,要不要办医学院?深圳已经有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和一批医院,而我考虑台湾、香港、深圳联合办一所法学院也是有可能的。办大学和学院设置的范围可大可小。我建议组建筹备委员会,要先定位,然后研究出什么是最恰当、最适合(深圳)的模式。

新大学办学模式

研究型大学适合深港联办

记:您曾经在中外校长论坛上勾画出一个“大专院校图谱”,包括6种类型的学校,那么您认为深圳的新大学应该定位在哪个类型?

吴:(上世纪)90年代大学一窝蜂合并,其实有些学校在(上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时,一些不应该分的分了,比如北大与北京医科大学,复旦与上海医科大。医学院在一所大学里面是不应该独立的,独立的话它就和生物科技的研究分开了,医学临床主要还是靠手术、化学药品,但是将来医的对象不仅是人体而是DNA,这种研究是不应该脱离的。在大学合并中,有些是该合并的,有些完全是一窝蜂,后来搞大学城又是一窝蜂。

我觉得6种模式当中,“巨无霸”式的学校并不适合深港联合创办,而具有若干卓越点的研究型大学则比较适合。像哈佛、剑桥、北大、复旦,他们都是非常尖端的具有研究型品格的大学。大学大,并不一定代表它有多尖端。

第三种是专业性很强的精英学院,第四种是传统的专业和职业学院,像英国的理工学院、护士学院,还有香港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第五种是本科生教学型学院,像美国式的专注于本科教育的博雅学院,这种大学是中国最需要的。在解放之前,中国的许多大学都是教会大学,老师以教学为主,像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完整的本科教育。第六种是继续教育学院,即社会型的公开大学,比如说老人大学、电视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

至于哪种模式适合深港合作办学,普遍认为是第二种,但还需经过讨论和严谨的调查研究。

科大办学教训

大学一定要和城市发展联系

记:成就一所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是哪些?

吴:首先要有非常清楚的定位。在香港,每一所大学都对自身的发展和对学生的培养模式有非常明晰的定位。不要做某一类型里的全面的学校,而应该做那一类型里的一流学校。

第二要重视人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资源是大学的骨架,而学生是大学的血液,一定要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教授带出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带出来三流的学生,三流的教授带来不入流的学生。

第三,学校领导一定要同心同力同创,共谋学校的发展,不要举重若轻,要举轻若重。

第四,需要靠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帮助,外界可以资助学校里的某一专业,但学校的长远发展还是靠政府的支持,特别是理工类科技类的学校,没有政府的长远支持,大学难以获得长远的发展。

记:深圳办大学可以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哪些经验?

吴:深港联合创办大学不能全搬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也不能单纯照搬美国一些大学的经验,要因地制宜。

科大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对香港政府和工商界起到影响作用。香港有人总是认为,香港人口少,土地也不够,不适合搞科技,但其实香港每年培养3000—4000名科技人才,比如科大在硅谷和洛杉矶都有校友会,北大和清华也有20个左右的副教授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博士生,但香港为什么留不住人才呢?因为人才留在香港没有出路,政府不支持,工商界也不投资,留在香港只能去卖电脑。

要避免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必须重视培养科技人才,重视对大学的投资。大学一定要和所在城市、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

关于担任新大学校长传闻

市政府未与我交流过意见

问:一直传闻您将担任这所新大学的校长,确有其事吗?

答:因为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曾经提过这个事情,说让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吴家玮来做这个事情,这样一个传一个,弄得媒体都知道了。但是,深圳市政府并未与我交流过意见。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可能不会接受校长这个职位。选校长不仅仅是选出名的学者,最关键是要有管理的才能,要有管理这个学校的能力和心力,要非常用心去做这个工作,要在同事中强调“同创”的重要性,同心同德办校治校。

当然,选校长完全要看所办的这所大学是何种类型何种模式,所以,找什么人来当校长,要在学校有了充分的定位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关于两校长批高教发展失衡

到了某个程度还是要靠自己

问:前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都批评国家对清华和北大投资过多,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失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国家对清华和北大是寄予厚望的,而且投资的确比别的学校大很多,成绩也确实很好。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大学,至少前十名是吧,假如国家也是这么投资的话,他们会不会也搞得很好?但是到了某个程度,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美国的大学的研究经费都特别充足,好多学校都是香港研究经费的二三十倍,香港的大学和内地比,经费高很多,但很多学校的钱用于圈地造房子,其实应该把经费更多地投入到科研和配备研究设备上。

“智囊”吴家玮

他身兼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数职,多年来他一直呼吁建立“港深湾区”,和大广州一起做华南发展的龙头,并提出港深应在能力和资源方面互补,更强调双方要有真诚合作的意愿。

深港创新圈

“我们不带头谁带头?”

记:您为何这么热衷于深港创新圈?

吴:除了人为的一条线以外,深圳和香港其实就是一个城市,10年前我把它叫作香港湾区,当时深圳还比较落后。从香港出发往北走,到深圳、宝安、东莞、然后到虎门,回来到南沙、中山、珠海、澳门,正好绕珠江口一圈,但不要把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加进去。我把香港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作比较,文化、教育、科技等等都具备一定的条件。

记:这个湾区对珠三角、华南乃至中国的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吴:刚刚说的是珠江三角洲南部,北面是广州跟周围的其他城市,然后东面是惠阳、惠州和远一点的潮汕地区,西面是五邑。香港和深圳如果能成为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和大广州构成一个哑铃式的轴,这个就不但是广东,而是整个华南、长江以南的龙头。

对国家来说,华东有大上海,包括苏州、南京等,长江三角洲是龙头;西边的武汉和重庆也可以作为一个轴;深圳和香港,再加上澳门,三者搞得好的话,也是个龙头。有些事情广州做得很好,那我们就不做,广州也有高科技产业,但一个地方做不完,这个圈就应该在华南成为龙头。我们不带头谁带头?这是我们对国家的。

研究院运作

我们是做事而不是开会

记:深港创新圈应该怎样创建?

吴:香港的金融、物流、旅游比较发达,在这方面也较有优势,但目前国际知名企业在这三方面的投资已经转移到内地其他城市,香港回归后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新的定位是什么。全世界都重视科技和创意,但香港目前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天到晚只忙着做买卖。深圳是一个重视科技产业的城市,深港完全可以互补,香港无意愿、无传统去做的,深圳也许愿意做并且能把它做好,所以我们说深港合作不仅是能力和资源上的互补,而且还要在意愿上互补。

深圳高新科技、物流、金融、环保还有生产领域可以和香港合作。香港有8所大学,深圳只有一所,所以这个就要靠香港多做一点,但科技研发方面这边有很多外国公司,联想、IBM、惠普、甲骨文等,这些是香港没有的,可以互补。

记:深港发展研究院的定位是什么?

吴:深港发展研究院一成立就搞几个小组,由非常强的专家带头。研究院应该变成一个智囊团,民间的、非盈利的、非政府的,我们可以抓几个专题来做,看什么方面深圳和香港是可以合作的。菜单大得不得了,但每一餐能吃得了多少?找最想吃的先做起来,不能再等了。

记:研究院将会怎样运作?

吴:电子信息科技小组,北大这边有高文,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科大这边有工程学院院长陈正豪;生物医药科技小组有王德炳,还有香港科大院士叶玉如;体制法制组的南岭,本来是深圳市政府的,另外有北大副校长吴志攀;文化组有北大艺术学院院长叶朗,加上香港文化局局长何志平;环保组有科大刚退下来的陈介中教授、余同希教授,北大的唐孝炎院士;企业经济组有科大商学院院长陈家强和郑国汉教授,理工大学副校长吕新荣。教育组非常重要,但我们还没选定谁来带头,也不急。

我个人希望每个小组不要太大,4—6个人,找到专题研究的时候再另外找人,做完课题之后就解散,我们的目的是做事,而不是开会。研究要深入,但报告要简明,要有内容。每个小组一年提供一两个报告,一年下来就有十几个。还有艺术、音乐、管理方面的小组可以慢慢来,想得可以大一点,但要从小处着手。要做专题和报告的话,肯定不可能局限在这两个学校。(黄超毛利娟黄键丁玎杨愉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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